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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中外辩证  

2009-09-27 14:45:00|  分类: 经济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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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人权要求大家流行的是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但是我们要更深的层次来认识这样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从辩证的角度上看,中国古代的刑讯和现代西方世界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并不是一个对立的事物,其中的辩证复杂性是超过你的想象的。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罪推定和刑讯在效率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它比西方现行制度中的陪审团审判的错案要低得多,大家试想一下,嫌疑人的供述是由社会随机产生的12个人来判断的准确率高,还是在极限心理生理压力下的供述由一批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准确率高呢?这个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使用12个人作为判断的样本,按照统计学的原理,就是把理论上的平均错案率控制在十二分之一以下,这也就是说陪审团制度理论上允许的错案率达到接近十二分之一,约8%多,这个错案率是很高的。所以审讯在效率上的优势是明显的,就如中国2005年中国谋杀案件的破案率高于美国以及英国63%很多。2005年三万件案件中,几乎90%的案件都告破。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有罪推定和刑讯的制度问题,大家对于这个制度的了解一般停留在戏剧电影的表现的水平上,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别,现实过程中在中国古代发展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制度,中国古代的司法有刑狱和诏狱两大系统,分别对应于今天的公安系统和国家安全系统,对于审理谋反大案的诏狱系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之惨烈,这里就不再多说,对于刑狱系统,为了更好的统治需要,还是相对公正的,从而有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刑狱审理案件是要公开审理的,它这个审理与现在的案件审理是不同的,包括现在案件的侦查、审查和庭审,私设公堂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审问的官员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就直接用刑,围观者会起哄,严重的会被御史参劾的,即便不被参劾,如果出现错案,是要反坐的,也就是说你把他错定了什么罪你就是犯了什么罪,不像当今最多是清除出政法队伍等行政手段处理,后果是相当的严重的,判错案杀错人可能要抵命的。

而古代的三堂会审等等的制度使得众多的官员是关联在一起的,一旦有错案就要株连的,就如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一下子就株连100多位官员,这还不包括具体经办众多的吏。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实际上是在中国古代对于有疑点的案件,是没有人会判决的,因此虽然是有罪推定,但是真的到执行起来却变成了疑罪从无了,毕竟破不了案不是什么大事,即使是皇帝督办最多也就是能力问题的丢官,以后还有复出的机会,但是办错案就要反坐了,即使是没有定案被发现疑点也要被参劾,中国古代认为是人命关天,案件有疑点就是草菅人命,本身就是大的过失。

而对于西方的无罪推定,我们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无罪推定是指在法庭认定上而言的,而在公安侦查阶段,都是有罪推定,而且如果警察不内心确信你是罪犯,又如何会把你逮捕送上法庭去接受审判呢?所有能够成为被告的,本身就是你有洗不清的疑点,但是你的疑点并不足够可以证明你是罪犯。中国古代的做法是通过刑讯让你自证其罪,虽然残酷但是很多刑讯下得到证据后并不是错案,比如按照捉贼捉赃的原则通过你的口供找到赃物,这肯定不是错案。西方的做法是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的沉默使得警方找到赃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样警方需要做的就是把你交给陪审团进行表决,如果大家都认为你是小偷,你就是小偷了,而且是证据确凿陪审团永远不会有错误,这样的结果就是对于本来属于证据不清的事情,经过陪审团这样的程序,就成为证据确凿了,而且陪审团的内心确信是心证,是永远不会错的,除非另外有特别的证据出现基本是无法翻案的。这样在中国的体制下本来是疑罪的,却在西方经过陪审团的表决成为了证据确凿,这样实际的结果就是把本来的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变成了有罪推定,因为不考虑警察的陷害能够让西方的警察这样的专业人员内心确信你的嫌疑不能排除就是罪犯的,会更加容易让普通人也内心确信你是罪犯,而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无法洗刷嫌疑时中国需要在逮捕后继续审讯找证据的疑案,西方不用审讯让你保持沉默最后由陪审团投票把你变成罪犯,中国是警察找不到其他证据即使是刑讯口供也无法定罪,而西方却是陪审团依据警察同样的怀疑和信念已经把你定成罪犯了。

这里我们再说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方便深刻理解这样的辩证关系。就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丢失了东西大家都认为某人可疑,中国的思想传统就是没有证据不能胡乱怀疑他人,但是按照西方的思路却是可以把这个可疑人告上法庭由陪审团根据大家怀疑的理由进行投票的,投票的结果就是铁案。更进一步类比一下就是学校班级里面出现了盗窃,大家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定谁是小偷吗?如果大家一致认定某个人是小偷,就能够成立吗?西方的陪审团永远没有错误翻案是很难的,就如婚内偷情生子,历史上受到技术的局限即使是后来有了DNA检测这样的铁证,很多案件也是没有得到翻案。

这里我们再说一下陷害,如果警方陷害的情况存在,那么对于中国古代的制度确实是在三木之下完成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之下进行陷害制造证据让陪审团相信实际上是远远比古代中国官员间互相的监督弹劾的情况下让政敌挑不出毛病容易的,而且陪审团作出的决定是谁也不能说有问题的,否则就是藐视法庭的重罪,这样的不能质疑实际上就是让绝大多数的陪审团案件即使是有错也不会被社会知道也不会被翻案,老百姓能够听到的错案大大减少,美国言论自由但是没有指责陪审团错案的自由。但是陪审团真的就没有问题吗?美国92年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的案件在清晰录像面前陪审团裁定无罪,还不能说陪审团有问题,就引发了社会的暴乱,美国的做法也是派出军队进行镇压。

对于陪审团下的错案,你要推翻陪审团的判定,你就必须提出全面而且确凿的实证来证明陪审团判断的问题,而且即使这样也未必一定能够改变,因为还要经过司法程序的判定,并且这样的程序是不易开始的。而对于有疑点的案件只要你有嫌疑,就没有推翻陪审团的可能,就如我们的文革冤案中的案件很多诉及解放前的事情是很难消除嫌疑的,而对于你内心想法动机的认定,你就更难以消除说清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完全变成了有罪推定,在推翻陪审团的认定上可以说是完全的有罪推定,所以这样的案件在西方纠正错案时,有罪推定成为了实际的操作方式。所以不要看西方世界怎样的把无罪推定的原则在司法中怎样的推举得至高无上,但是在西方纠正陪审团错案的时候,却是绝对的有罪推定,而且也是绝对的实证主义,你内心确信陪审团有错的心证是不但行不通而且是犯罪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文革冤案,如果是在陪审团制度下,当时狂热的群众和红卫兵当陪审团成员,肯定能够认定你有罪的,你的疑罪成为铁案在陪审团不会有错的制度下无法平反,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的疑罪从无。

因此从更深的辩证看来,中国古代的制度与现代西方的制度相比其中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绝对不是那样简单的关系,其中更加深入地背景以后章节将继续分析。而中国现在处于社会的变革和转型时期,我们既不是古代的制度也不是西方现代的制度,这两种制度的缺点时常都会发生,这对于社会的进步的危害是极大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尽快地进行法制建设,不要让法制建设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有关问题后续还将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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