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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西方人权制度的缺陷  

2009-10-01 21:25:00|  分类: 经济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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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权制度的缺陷

(我们继续前面文章的讨论)

一个体系有时候相关参数是无法同时优化的,比如对于破案率和错案率就是互相限制的,要破案率提高错案率就会有变大的趋势,反之如果什么案件也不能错误,破案率就会大大不得降低,我们不能搞宁可错杀不能放走一个的制度,但是对于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就放走100个坏蛋的制度也是不能接受的,这在系统体系上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范围,西方的制度对于某些犯罪的惩治上是有问题的。

西方的司法制度在保证人权方面导致的制度缺陷关键在于面对集团犯罪和有幕后主使的犯罪难以挖出背后的主使,也难以彻底打击,因为你每一次抓住在前台的马仔,他行使沉默权一言不发你又怎样知道他受谁主使?你最多只能惩罚他一个人,即使是有检控交易可以做污点证人,但是对于黑社会和恐怖集团这些人会疯狂报复的,你当污点证人他们会杀你全家并且以各种残酷手段虐杀你,而正规的司法却只处罚他一个人,而且西方还一般没有死刑,因此对于这些恐怖主义是很苍白的。西方的黑社会等等以家庭性命控制其成员,而司法的免除死刑威胁自然就会让其在利益面前进行选择,这是非常有利于幕后组织的。而西方很多对于这样的组织的侦破唯一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让警察充当卧底,这样的卧底需要在黑社会中长期潜伏,而破获后卧底的警察为了不被报复和他的家人也要一辈子隐姓埋名,这样的社会成本是太高昂了,对于一个可以刑讯的系统这样的举措是基本不需要的。

而对于这样的罪犯你审判过了以后,即使是发现新证据也无法再进行审判,这样就会使得再次深入追究集团和黑社会犯罪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一点美国已经写入了宪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和身体的危害。宪法第7修正案规定,除非依照习惯法规则,联邦法院不得重新审查经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具体地说,在刑事案件中,经陪审团做出的无罪开释裁决是不可改变的。比如,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在辛普森案中做出无罪裁决,即成为该案的终审裁决,控方不能上诉。以后即使发现了新的证据,州地方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无法立案重审辛普森。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西方的制度下社会治安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文所说的有这样多的黑暗是不成立的,但是情况是这样的吗?西方的谋杀和中国的谋杀是多少呢?各国得公开报道是矫饰的,我们可以从另外的数据角度看到问题的实质,据《纽约时报》报道,国际人权组织中国05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是3900人,被执行死刑的至少有1770人,而中国的谋杀基本是首选死刑,不是立即执行也是死缓,这都属于死刑,考虑还有其他死刑的因素,就可以知道中国的谋杀大概是多少,国际人权组织一贯攻击中国,这个数据只多不少。这样中国破获的谋杀数据大致是多少就可以知道了。对于美国的谋杀人数,我们看禁枪组织的数据,美国媒体最近几年的报道说,美国每年有3.1万人死于枪杀,7.5万人被枪击伤,平均每天有80多人因枪杀毙命。在美国非正常死亡人群中,遭枪击死亡是仅次于交通事故的第二大死因。死于枪杀的,即使不是谋杀是警察击毙或者正当防卫,所面对的也是与谋杀相当的犯罪侵害,误伤和自杀是很少的,再考虑还有其他方式的谋杀,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数据与实际的谋杀案件数量大致相同,而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同等比例下中国就要有20万人。虽然美国的不禁枪使得谋杀变得容易,但是谋杀案首先要有谋杀的故意,从这样的故意来看这差别也是足够巨大了,这就能够让你看到其中的一个端倪,其中的黑暗和阴谋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美国的关于黑手党的文章只是冰山的一角。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感到西方的社会治安好呢?这里的关键那时西方不得社会控制了一般普通刑事犯罪,对于普通的诈骗、盗窃等等,由于有陪审团的心证存在,你有了犯罪的前科,那么你将来的很多事情只要上法庭就很可能不被信任,不光是你是否犯罪,就是以后的民事纠纷也会吃大亏,因此普通犯罪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谁也不敢,因此西方的诚信是有社会制度背景的,你的一次说谎就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以后上法庭陪审团都可以以此理由不信任你,因此西方的制度对于普通的违法犯罪起到了非常好的制约,而普通人日常能够接触到的就是这些小偷小摸的普通违法犯罪,所以会感到治安的良好,而谋杀等等重罪却没有死刑制裁的力度不足,不足以震慑犯罪分子,尤其是在罪犯已经有前科付出犯罪的上述社会代价以后,这样的重罪的刑罚更是让罪犯不足惧,因此西方是普通犯罪少恶性犯罪多,老百姓的安全感好。但是在中国情况是反过来的,对于谋杀等重罪是有死刑的,可是对于小偷等等犯罪处罚却轻得多,不达到数额较大不按犯罪处理,而平时的不诚信就更没有什么代价了,对于以后的行为的认定没有关联性,没有西方的额外代价,因此对于老百姓的普通犯罪多恶性犯罪反而比西方少很多,但是普通犯罪都是针对老百姓的,老百姓的安全感非常差。

而真实的黑暗,是背后利益集团的博弈和阴谋,这些阴谋和博弈经常是伴随着巨大经济利益和恶性犯罪的,这一点我们看美国的黑手党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媒体对于这样的黑暗面也是有顾忌的,舆论监督也是名存实亡的,而且控制媒体的也是很多黑暗的幕后力量,更有甚者的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死亡,至今是不明不白,背后的主使是怎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这一案件最好的诠释了西方人权制度在追索阴谋案件幕后黑暗的问题上的无奈。

西方的人权制度是在封建制度终结后逐步建立的,对于资本初期的血腥和黑暗,这样的阴谋是非常普遍的,而西方这样的制度也保护了这样的幕后博弈和阴谋,使得这样的阴谋比在君主时代的制度更加难以追索,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再一次更加深入地进行理解,那就是这样的人权司法制度对于我们切身痛恨的腐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行贿受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如果让行贿的人和受贿的人都可以保持沉默,并且疑罪从无进行无罪推定,能够被侦破的腐败案件就将极大地降低,我们绝大多数的腐败案件得以保护,行贿得到非法利益的和受贿的贪官谁会主动供述自己所犯的罪行,而且双方只有一方供述二者各执一词也是证据不足的疑罪,这是贪官们最欢迎的事情,西方的制度建立初期是资本力量兴起的时期,资本力量的兴起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金钱换取权利,达到与封建贵族的权钱结合,这样的结果是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与君主的集权发生冲突,建立这样的制度就是为了限制君主的集权而设立的,目的是限制君主集权对于资本力量与君主权力基础的贵族进行权钱交易和联盟的打击,在宗教势力的介入和资本力量软化旧有贵族使原来的贵族也成为资本一员以后,君主集权就不得不让出独裁地位成为权力博弈的一方,在这样的过程中无钱无权的老百姓是没有发言权的,即使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背后也是有组织策划和宗教精神领袖的。

在资本势力夺权以后,制度的需求才发生改变,需要的是通过人权司法制度限制权力对于资本的掠夺,资本不愿意再为权力支付费用成为权力的附庸,而国家政治的当权者变成了资本势力的代理人,这样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才产生各种对于权利的限制,而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初期最迫切需要的是惩治社会的腐败,此时西方所推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吸引中国的腐败分子和原罪商人外流到西方,这些人逃往到西方世界以后,你没有他们制度下足够的证据你即使是有引渡条约也是难以实际操作上将他引渡到国内受审,而如果他加入的外籍,国家主权因素就干扰了你,你怎么能够把外国人引渡呢?而按照西方的人权标准对于他们的犯罪是难以通过审判来定罪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富人和腐败分子都千方百计地给自己搞一个西方国家的护照,即使是自己一时政策上的限制不能搞到也要为家人搞,这样的实际效果就是这些人带着中国的财富外流,这些财富和资源被西方世界所控制白白的成为了西方世界的社会财富反过来压榨中国。

对于官僚体系的腐败的控制在集权时代依靠皇帝或者独裁者的权威出于他们对于自身政权利益的考虑,在进入权力博弈制衡的时代也是要依靠更大的权力,西方对于腐败和权力上的限制是另外的体系,西方的资本和宗教的力量的合力是大于官僚体系的力量的,这样的限制的形式和制度是在政党的博弈基础上进行的,政党之间的博弈、竞争和监督才是遏制腐败的关键,而政党分离博弈的背后是资本势力的利益取向的不同,美国的两党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差别就是明显的。西方司法制度在此的苍白是依旧的,因此我们从其缺陷的基础上,就更加应当看清楚民主人权实行需要的过程和前提条件。

 

更加深入的问题我们以后还将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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