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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人口红利与中印崛起之大角力(连载六)  

2010-02-18 16:29:00|  分类: 经济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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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分为二的看待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现在事后总说由于计划生育使得我们的人口进入老龄化给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压力,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当初执行计划生育的理由是不该忘记的,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利益也是同样不可忽视的。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中国取得了人口红利使得现阶段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降低,这样的人口红利的作用之下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先发展,因此对于印度才形成了先发优势,而印度腾飞与人口的出生率下降也是关系很大的,没有人口出生的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变化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这是我们的代价,中国今日腾飞的原始积累是从老百姓的嘴里抠出来的,是中国人口政策的结果之一。
按照经济学家莱宾斯坦的论述,一国的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至少需要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即有一个最低限度。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有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所谓的“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最小努力”就难以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简单的比喻就是:一个家庭如果穷得只够吃饭是没有发展摆脱贫穷的机会,必须要有多余的钱来赚钱,为了获得这笔多余的钱就只能贱卖家产和省吃俭用的控制内需消费。所以当初提出的少生快富的口号是正确的,分析一个事物是要把问题的好坏二个方面都综合起来的,但是人们总是对于所带来的好处逐渐的处于麻木,而更关注眼前受到压力的问题。我们在印度说他们的人口红利有优势要超越中国时,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印度的领先的原因之一是来自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红利,当年中国文革后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能够有今日的经济发展,人口、投资、积累的效用是关键因素之一,计划生育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痛苦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始动力之一。
我们说了这样多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于印度的先发优势,中国对于将来的老龄化问题的担忧没有西方那样的悲观,中国对于印度的人口红利的竞争是有破解的方案的,那么是不是中国就应当坚持从严计划生育的政策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本人认为还是计划生育要放松,这样的原因更多的不是为了中国的人口增长取得新的人口红利对印度的低层次人口竞争,而是不能让中国人的基因退化和财富外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首先的问题就是越是贫穷的地方生的越多,高素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直接影响中国的人口素质,这样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人才就会供应不足,虽然我们不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这样的学说会导致种族优越论和种族歧视,会阻碍人类的团结和发展,但是只要人是猿类越来越聪明得进化的,智力、品性的遗传统计决定就难以否认,就如世界有超级DNA的存在,全世界超过百分之一的人是1000年前一个人的后代,这个人就是成吉思汗,虽然成吉思汗的子孙众多,但是能够繁衍出好几千万人的后代,不得不说里面有优秀基因的作用。因此鼓励高素质人口多生育是应当的,新加坡就采取了类似的方案让高学历人口多生育。
而问题更有一个讨论得很少的重要的方面就是不能让富人孩子变成外国人,我们从严的计划生育导致大量的中国富裕阶层到外国生育,这样的生育出来的孩子许多还要到中国抚养,享受中国对于孩子的教育等等的补贴,是中国社会的负担,而外国得到的不仅仅是到那里生育那么一点消费利益,更大的利益是西方的移民国家采取的落地生根政策,也就是国籍制度的出生地原则,这些在他们国家出生的人在他们的统计中连移民都不算,因而数量多大中国也难以总体统计了解,这些生育出来的孩子中国无法上户口的结果就是他们都成为了“外国人”,他们父母所有的财富他们将来是要继承的,这样通过继承外国得到的是中国这些富人所有的财富的流入,这会是我们将来巨大的财富外流,这才是西方鼓励中国富人到它们那里生育所真正觊觎的大利益,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在那里的生育甚至还有一定的补贴。对于一个国家,财富和资源的版图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富二代在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不得不成为了外国人,就是使得他们父母所掌握的大量财富将来几乎是必定成为了外国资产,这对于国家和民族将来的发展是极其可怕的灾难,而我们的计划生育干部最不愿意放松的就是富人的生育,因为富人超生会给他们带来大量额外灰色利益,穷人超生你是没有什么办法对付的也不好渔利的,扒房子拿几块砖头是没有多少赚头的;而对于富人的超生罚款没有明确的数值,按照收入的倍数进行罚款就有太多的人为操作空间了,所以有地方明确罚款数额以后马上就有计生干部出来造舆论说可以让富人超生了。我们现在仅仅是香港就每年接待4万到香港生二胎的富人,香港这样的政策在香港回归以后肯定是与中央有默契的,因为香港还是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而中国去其他国家一样也不少,到国外生孩子除了出生时的费用,每年需要的往返办理手续等等的费用再计算起来把孩子养大没有个几百万的花费是很紧巴的,因此能够这样生二胎的基本上都是要有千万以上的身价的,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身价也就是一套豪宅而已,人数是不少的,而几万个人的海外生育,这些孩子以平均每个人将来要继承父母1000万的财产来计算,中国每年外流的财富就将是几千亿元,这些财富是彻底的外流,与贪污、腐败、浪费的财富对于中国的社会效益是绝对不同的,因为贪污、腐败、浪费的财富是在中国社会内部的财富转移,是肉烂在锅里,现在是肥肉被外人吃掉了。
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上已经产生了对于生育的限制作用,很多发达地区是你让他多生也是不生的,变政策的堵为政策的疏导是非常重要的。印度的经济崛起,也是发生在经济因素限制下的出生率的下落以后,同时经济更发展导致出生率更加下降,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在中国大城市的竞争压力下,很多有权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也是选择不生二胎的,因此计划生育到中国生育意愿下降导致人口过于降低也是问题严重的,日本就已经出现的类似的情况。而我们的计划生育的权力利益集团在社会和经济环境变化后,如果政策上不主动地改变其权力职能,他们就会产生各种维系其权力利益的潜规则,会给我们的国家崛起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在经济发展以后,经济因素已经对于生育意愿发生制约以后,以经济杠杆调节要胜于以权力压制,多生只要把国家按人的补贴给罚出来甚至加倍罚出来就可以了,要固定罚款数额不要给人为操作敲诈的空间,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促进社会的清明,因为计划生育在很多地区也是最容易激发民众对立的部门之一。这样的通过经济手段限制人们的行为,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计划生育人员要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督导义务教育,一胎是政府补贴的,二胎要完全自费,生孩子不教育是应当监督督导的,这样提高教育水平对于全社会都有利的。
计划生育政策当初的一刀切,原因就是如果有变通的余地,就会让社会各种权势人群钻空子,引发社会不公而造成政策的失败,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取得了崛起的原始积累,并且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把很多的富二代变成了外国人而造成国家的财富外流,这样的变化就是需要政策进行变通的时候了。打破这样的狭隘部门利益也是中国长远发展的重大体制变革需要,中国不能总陷于部门短视利益的低层次博弈之中。
因此对于计划生育我们要多方面的看待,要有世易时移的观念,在我们当初计划生育的经济环境变化和理由弱化之后,我们需要按照发展了的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政策,没有一成不变的好政策就如没有不发生变化的世界一样。政策的与时俱进才是生存发展的不二法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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