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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看历史86:朱元璋酷刑难以反贪的社会背景(上)  

2010-02-02 12:35:00|  分类: 人文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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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起身于底层民间,对于贪官污吏有特别的仇恨,为了反贪采取了对于贪官极端的酷刑,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揎草”,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刑,此刑一般是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对此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人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他的141名国子监监生进士由于接受礼物馈赠被杀。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朱元璋还制定《大诰》,记载了严惩贪官的过程和案例以及对于天下的训诫,明朝规定超过60两白银就要杀头,这样的严苛法律是空前的。

但是朱元璋的严刑峻法真的就起到了良好效果了吗?实际上在朱元璋严惩的同时,贪官也是前赴后继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是好人了,六部中官员严重不足,最后的结果是朝廷还离不开这些官员,以至于出现了让带着脚镣的贪官办公、办案的世界奇观,这样的酷刑还是没有起到反贪的效果,我们对此就要仔细思考了。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明朝的严刑峻法不仅仅是对于贪官,对于其他犯罪也是一样的。到明朝时,偷东西三次就可判处绞刑。明代法律在“重典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对窃盗的处罚较以前重。《大明律·贼盗》规定,偷的东西价值一百二十贯以上的,就要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判处绞刑。明朝的宝钞是二贯一两白银,后来宝钞滥发贬值后远远低于白银价值,所以我们说明朝对于贪官重刑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于贪官的刑罚与偷盗差不多的。明朝这样的所有罪行都是严刑峻法,造成民不畏刑,也就失去了重典治国的意义。

对于这样的120贯钱和60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呢?明朝米价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购大米二石。《明史·食货二》:“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按2006年大米价均价1.75元/斤计算。一两白银是2x94.4x2x1.75=660.8元。但是这仅仅是以当今与古代的粮食价格进行的估算,而从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看,反映粮食价格在人类收入中的比重的恩格尔系数随着经济的发展是大幅度下降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吃饭支出不是主要支出但是古代那就几乎是全部支出,因此我们还要参考其他的价格。我们可以从明代小说中找到依据,《金瓶梅》中一处“门面二间二层,大小四间”的平房,质量一般,要35两银子;西门庆替姘妇王六儿买了狮子街繁华地段“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第三十九回),花了120两银子,而如果是买地,60两银子是可以买20亩地的,以中国古代的高利率,三年的产量价值就可以买下耕地,到了特别的年份,甚至可以一两银子买两亩地(《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P209,黄仁宇,2001,三联出版社)。所以以房子和土地的价格来计算,现在中国人口是明代6000万人的20倍,比房屋和土地以前更加紧张,我们对于农民的耕地要是征用20亩正常的也是至少要几十万,而对于《金瓶梅》中描述的大城市的房子和门面房,也是上百万的概念,所以从可比价格来看,明朝的贪污60两白银就是死罪,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严苛,还有一个明朝相对白银价值的重要证据在我们著名的戏剧《十五贯》,苏戌娟继父说把她卖了十五贯,年轻女子终身只值十五贯,这一点也与《金瓶梅》中西门庆分别5、6两银子买了两个丫头相吻合;而娄阿鼠可以为了十五贯图财害命,这十五贯的宝钞也就是7.5两白银,由此可见明代白银的值钱和60两贪污的说法并不是很低的一个界限。由于白银在明朝后期开始的大量流入中国,中国清代的物价是远远高于明代的,因此清代俸禄远远高于明代的说法也要多方面的进行考虑才合理。对于我们当代的贪污犯和受贿犯的死刑标准是多少呢?大家看着众多贪污上千万的腐败分子没有死以后,一般都认为这样的标准应当很高,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我们贪污10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了,这样的数值按照可比物价计算,比朱元璋的标准还要严厉。

对于这样的严厉的标准,我们从法理上再深问一句,对于要达到的反腐的目的,是60两判处死刑更好还是600两、6000两更好呢?老百姓出于对于贪官的痛恨是希望法律越严厉越好似乎也是越严腐败会越少,但是实际上对于法理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把法律定在60两不是最佳的反腐策略,因为这样的标准让很多人可以轻易超过以后,那么贪污多少都是一个死,因此只要超过了60两,就没有刑罚的压力而可以肆无忌惮了,最后发生贪污的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对于几乎所有贪污都远高于此的情况,规定这样的标准就变得没有意义。更进一步的是你不可能把超过60两的全部杀死,这样的一贯标准很快就走样了,变成了有法不依的同时给各种人治和权力寻租的空间,各种监察机构依靠敲诈贪官也致富了,而贪官给这些监察上贡以后,一方面要把上贡的银子赚回来有了更大的贪污需求,另一方面有了监察部门的保护伞,贪污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由于这些监察官员的失效,朱元璋又建立了锦衣卫来反贪,后来的皇帝还建立的东厂、西厂,这些厂卫机构的人员也要致富,最后的结果就是贪污的网络越来越大,贪污越来越猖獗,而60两的限定,也就成为了摆设,成为了粉饰律例了。因此在非合作的博弈模式下,你的良好愿望被系统博弈的结果会让你意外的,就如著名的囚徒博弈困境是一样的。

对于明代,朱元璋对于贪官是最严苛的,但是不是明代最好的时光,明代的第二代皇帝永乐帝励精图治的严酷下也不是,实际上社会比较好的是在明朝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是明太宗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夏原吉、蹇义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代。《明史·宣宗纪》记载:“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明史纪事本末》(卷28)评价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在清人写明史贬低明朝的背景下对于仁宣之治也是这样的高度评价,只不过我们的历史书中没有特别推崇而已,这里与满清的贬低有关,也与打倒封建王朝的需要有关,也与之实行的政策与现行政策的不同有关,如果有所需要,就如胡服骑射一样会被挖掘的。

明朝的宣宗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宽仁,在宽仁下省略了大量的官员去监察贪污,把陋规合法化,对于与陋规收入不符合的才作为贪污进行严惩,这样的不符合的背后就是带有枉法的行为。这样的结果就是贪污的情况反而大大减少,因为你的陋规收入使得你大大的脱贫了,而你有了一定的钱财以后,再为了那么60两的贪污冒着杀头的风险去枉法了,要知道钱给人的边际效应是逐步减低的,你没有钱的时候那么一点钱就是巨大的利益,所以即使是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也再所不惜,等到有钱了就不会在乎了那一点利益而枉法的处罚却是难以承受了,所以对于朱元璋的难以反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朱元璋当政的时候社会变革改朝换代刚刚完成,社会的财富积累很少,新政权的官僚的财富积累是极低的,当官的是造反起家没有财富子弟,因此官场每一个人都有改善家族财富状态的需要,而后来的朝代由于有很多官宦子弟是有财富积累的,清廉的背后是经济支持,就连海瑞这样的不要陋规的大清官,开始也是家里有百亩良田的祖产可以娶五六个老婆的,最后的清贫是多次娶妻休妻的结果。

我们说这些陋规是不是也让老百姓民不聊生呢?实际上依附于税收的陋规,总体上是少于税收的,而明朝的税收是极低的,按照《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也就是对于张士诚的惩罚性税收也超不过每亩一斗,对于江南水乡一年两季的水稻亩产是四石左右,一斗才是产量的四十分之一,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低税率也不会有大问题,即使是以陋规使得税收数量翻倍,也就是把名义税率的2.5-3.3%变成了实际税率5-6.6%而已,即使是十一税得标准,计算一倍的盘剥陋规也是在20%以内。以当今世界的国家税收率来说,还是很低的,很容易接受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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