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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信力不能恶意攻击  

2013-01-10 13:13:00|  分类: 人文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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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正能量:国家公信力不能恶意攻击
——从南方媒体的洛阳性奴案与国家秘密谈起

中国的媒体当然负有监督政府施政之责,应当有爆料负面消息的新闻自由,这也是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但现在的问题是媒体在报道负面新闻、质疑政府时往往没有底线。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建立在程序正义上的,西方司法对于犯罪嫌疑人都主张无罪推定,但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却在大肆有罪推定政府,攻击中国的国家公信力。

2013年开年在南方的媒体不太平,对于媒体新闻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也从一个热点的案件来谈起,不能以所谓的新闻自由让媒体的权力无限化,就如这些媒体人强调的无限的权力产生无限的腐败一样,他们的权力也是在一定的限制之下的,媒体一样会腐败的,被金钱腐蚀的假新闻和软文,对于社会的危害性甚于贪官,尤其是为了名利给外国情报机构收买则问题更大,这是良心的腐败。对于媒体的权利,这样的限制应当在哪里,我们就借助一个他们合作炒作新闻开始。

面对媒体对于政府行为的无限质疑,百姓就容易对政府的所有行为产生怀疑心理,似乎政府干的所有事情没有公开就必定有什么猫腻在后面,这种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体的底线出了问题。我们的媒体一直推崇西方式的媒体言论自由,推崇西方的司法和行政管理制度,但是西方制度的核心就是程序正义,而对于媒体的程序正义就是要新闻的来源合法和无罪推定,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有底线的,负面新闻是大量的,但是以有罪推定、非法来源触动底线是不行的,对此我们可以从轰动一时的洛阳性奴案件与国家秘密谈起,让大家看到不同的角度和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给人认知感觉的巨大差异,以此让大家知道媒体应当坚守底线的重要性。

洛阳性奴案是南方媒体圈爆炒的话题,一度被媒体爆炒成为社会焦点,其“很黄很暴力”的案情本身就是吸引了无数公众眼球,而案件公安质问记者消息来源和案件涉及国家秘密被记者微博直播,更是热点。此案件2012年11月30日宣判,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8月,被告人李浩为控制妇女进行淫秽视频表演赚钱,在其购买的地下室挖掘地洞,先后将6名妇女骗来囚禁于地洞内。期间,李浩多次强行与6人发生性关系。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李浩指使、胁迫段某某并直接参与杀害一名被囚禁妇女。2011年3、4月份,李浩开始组织被其控制的妇女在地下室通过网络进行淫秽视频表演。2011年6、7月份,李浩又指使段某某、姜某某、张某某杀害另一名被囚禁妇女。2011年8月30日至9月2日,李浩组织被其控制的多名妇女卖淫。案发后,被告人李媛在明知其兄李浩已经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仍资助李浩1000余元逃跑。而当时案件的记者被有关方面以侵犯国家秘密为由进行讯问一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于这个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社会公众很不理解,对此著者要说国家秘密与普通案件也不是一定没有关系的,国家秘密可以就在你身边。对于这个案件解剖麻雀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到程序正义将给你的认识带来怎样的差别变化。

按照主流舆论:并没有证据表明该案件已被“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为国家秘密甚至是“国家机密”。更重要的是,该案件与“国家安全和利益”之间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充分揭露暴徒囚禁、性虐、杀害多名女子的犯罪事实,如何可能“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莫非,某些官员眼里,“国家秘密”也只是自己的“性奴”而已?如果一定要追究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更合乎逻辑的推论也只能是,回避、隐瞒该案真相,反倒可能有损“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可能会导致更多歌厅女子丧失警惕性,发生更多类似案件。——凡是被认为有损当地形象、让政府感觉难堪或不爽的事情,无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都可以往“国家秘密”这只筐里装。有网友披露,此案告破时,当地统一封口,禁止媒体得知和报道。我们看到的是主流媒体对于这个案件按照有罪推定来对待了政府的行为,其主导的逻辑就是只要政府没有主动的公开,就一定是有问题和黑暗在里面,但是问题是政府真的应当公开吗?

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这意味着,一件事项若要成为“国家秘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实质上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程序上的“依照法定程序确定”。“洛阳性奴”案是否具备上述两个前提呢?

但是这些公开的认识,混淆了一个重要的司法时间节点,那就是对于公安处理的案件,侦破阶段是需要保密的,案件可以公开审理但是不可以公开侦破,因为公开侦破会让未到案犯罪分子了解案件的情况,或者让犯罪分子的家属知道如何托人情干扰法律进程,还会使得案件的关键证人受到压力,因此各国对于在侦破过程中的案件都是需要保密的,中国也不例外,在案件的侦破阶段律师会见嫌疑人也只能是给嫌疑人咨询,对于案件的了解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对于当事人委托的律师都是如此,对于公开报道当然要更加以限制了。案件未必关乎到国家安全,但是却可以关乎到国家利益,侦破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从小处讲是国家利益,从大处讲治安不稳定影响社会稳定也关乎国家的安全。

那么这个案件是一起个人犯罪,个人犯罪是否就影响到国家利益呢?实际上国家的整体利益就是由所有公民的个人共同利益组成的,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来保护个人的人权,难道这些个人利益就不是国家利益?本案当中涉及大量的个人阴私,如果个人阴私在国家机关侦破案件过程中外泄,国家是否要赔偿?国家要承担责任的秘密外泄是否关系到国家利益?在这里我们还要认识到的就是这个案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其也存在社会影响,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在中国对于刑事犯罪,是以公诉为主而不是一些国家以当事人为主,以公诉为主的理论基础就是案件本身还侵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公诉案件是不能当事人之间进行和解的,不是取得受害人的认可就可以撤销案件的,这个“不可以”的背后就是这样的案件涉及国家利益!因此对于公诉的案件在中国的司法法理上都具有一定的国家利益的性质,所有的公诉案件在侦破阶段的案件信息都应当属于国家秘密!更进一步说,公安机关是国家强力、强制机器,国家强制机器的信息如果法定应当保密的,当然属于国家秘密。

我们再具体到案件,按照报道说此案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浩2年前从互联网上看到淫秽视频表演能赚钱,事先在西工某小区自行购买的地下室内挖地洞,先后将六名女青年骗至地下室关进洞内,强迫女青年进行网络色情表演。其间,李浩多次对女青年实施强奸并组织女青年外出卖淫,为其牟取钱财。其中两名女青年由于不听李浩的话,分别被杀害和折磨致死,并埋尸洞内。此案对于外出怎样卖淫的,在记者泄露了秘密以后,应当是相关卖淫场所的一些人已经逃跑,案件的判决我们没有看到对于这些场所的追诉情况,记者泄密对于案件是有实质影响的。

这个案件非常可能有同案犯,从公布的照片看,他的地道修建工程庞大,一个人几乎难以完成,这是否有共犯?而这么大的地下施工,没有很多土方移出来,是否是河南盗墓惯用的地下爆破搞出来的?爆破涉及爆炸物和危害公共安全,其共犯也是重罪,他多次组织网络表演和外出卖淫,案件还有很多人要刑事处罚的,比如相关网站和外出卖淫场所等,这些问题在案件侦破中被泄露,相关案犯知道他被抓而销毁证据和逃匿,会极大增加案件的难度。就如公众质疑案件是否有案中案一样,这样的提前曝光会让案中案的侦破出现极大困难。案件必须公审,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而这些相关罪犯逃匿以后,如果没有及时抓捕归案,案件是否结案?如果结案进入审判程序后罪犯被判处死刑是否需要及时执行死刑?要知道如果死刑被执行以后再抓住与他相关的犯罪分子,由于死无对证反而是难以处罚了,等于执行死刑替其他犯罪分子灭口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新闻在侦破的时候公布案件细节本身就是给案件侦破造成了巨大不良影响,应当处于侵犯了国家秘密。

严重的刑事案件不能完全公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办案人员和破案所涉及人员的保护。对于这样可以判处死刑的重案,经常会有案犯家属和同伙对于办案人员和破案涉及人员进行威胁和报复,就算是人民警察以承担风险为己责,对于案件的证人等所涉及的人员也是应当保护的,虽然有些证人需要出庭作证,但审判时作证的只是证明犯罪内容的,对于引导公安人员抓捕,提供罪犯行踪等与破案有功的人员和证人,是不用上法庭公开的,他们也最容易被报复,这些信息都不应当公开,保守他们的信息秘密,当然是维护国家利益,这些信息当然也应当属于国家秘密!把他们的信息透露给记者,让他们曝光在媒体面前,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种泄密行为。

有关媒体主张“案件侵犯国家秘密”时还偷换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到底是案件的内容本身涉及国家秘密还是案件侦破过程的信息应当保密属于国家秘密;对于社会治安案件,案件的内容本身不是国家秘密,但是案件的侦破过程却是国家秘密,甚至是案件的很多侦破手段的公开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为此有关部门甚至叫停过侦破电视剧的播放。案件的侦破过程即使是在破案以后都可能需要保密,因为这些破案手段的公开会造成罪犯反侦察的能力提高,在这个案件当中,在侦破阶段案件的内容和侦破的信息内容是有所重合的,但是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案件不涉及国家秘密但是案件的侦破信息是国家秘密在侦破阶段是不能公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有关媒体对此偷换概念就属于完全错误了,监督需要符合逻辑,在逻辑上偷换概念就是歪曲,在程序正义的内容当中,遵守逻辑也是基本点之一,而偷换概念和逻辑错误不仅仅是程序正义是没有的,在实体上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

对于新闻监督推进司法公平、公开和防止腐败,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为了监督而妨害司法,就是舍本求末了。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国际上是怎么样做的。国际上不但对于案件的侦破禁止报道,就连案件的审判也是有所限制的,早在1948年,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就把“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1994年,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在美国的法庭审判是不许记者录音录像的,比中国的限制要多。直到2010年在维基解密(Wikileaks)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听证会上,英国法院才首次允许记者在庭审期间使用Twitter。Twitter是类似于微博的系统,而中国对此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在性奴案件公安讯问的时候,记者使用微博本身,在境外也是涉嫌违法的。

我们注意到《南方周末》在其《中国判决首次被美国执行 美企业赔偿六百万美元》的报道当中明有美国法庭对于舆论干预态度,报道说:“三联实业公司在美国法院的起诉曾数次遭到驳回,不少好友建议蔡辉在美国召开发布会披露案情,迫使罗宾逊公司尽快赔偿。经过慎重的考虑,蔡辉和他的律师还是放弃了借助舆论施压的做法。此前美国一位富豪的儿子驾驶同一款罗宾逊的直升机坠毁身亡后对罗宾逊公司提出的诉讼,富豪召开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罗宾逊公司认为“审判受到了舆论的压力”造成不公,使得整个案件陷入了泥潭。如果被告方抓住假手舆论的尾巴,就不会再有胜算了,美国法院很反感来自舆论的压力。在美国打官司和他在国内遇到情形很不一样,国内总是想着要找有熟人的法院,总想利用舆论“未审先判”对法律进行施压。但在美国就得了解他们的规则和习惯,不能盲目乱来。”

洛阳性奴案如果到了审判阶段,在未涉及隐私的内容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不进行公开,媒体怎样监督都是有理的;但是在案件侦破阶段,媒体公开就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个公开的动机根本不是什么监督政府的行政,而是为了抢新闻的需要,这个案件确实是很黄很暴力,非常符合娱乐八卦的需要,符合一些媚俗办报人的低级趣味,对于案件细节在侦破当中的泄密,给案件侦破造成不良影响,有关方面当然有权对于记者的新闻来源进行讯问,对于泄露国家秘密者当然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在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有新闻内容来源合法的义务,为了抢新闻而发布非法信息或采用非法的新闻来源,已经丧失了正义的立场。正义的监督首先要程序正义和来源合法,与国际接轨也要把国际上的惯例和前提搞清楚。

对此我们可以看看世界媒体大王默克多前些时候深陷窃听门丑闻,其窃听和报道的内容可能没有问题,这些内容都不是国家机密,但是他的新闻来源不合法,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质疑。默多克在国会的质疑陈述中,把责任推卸给了具体的人,所有的错误都是那些具体负责人做的,自己轻信了他们,他们背叛了公司。老默多克还说,窃听和贿赂都是不对的,新闻集团有行为准则。这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报道性奴案的记者干的是与《世界新闻报》同样的丑事。西方的新闻自由对于新闻的来源合法性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违反者要承担巨大的责任,那么我们对于新闻机构的新闻来源合法性又如何监管呢?

媒体监督也需要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基础就是新闻来源合法和无罪推定,以非法来源和有罪推定进行所谓的媒体监督,与造谣和传谣又有什么区别?监督是不能无限监督的,怀疑也不能无限怀疑,媒体也是有底线,西方的自由是在契约精神下的自由,是被各种契约底线限制下的自由,自由绝对不是无限的自由!西方确实可以不断的发布负面新闻,但是西方发布负面新闻也是有限制的,不是中国媒体人想象的可以无限制地炮制负面新闻、直至妖魔化的程度。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同样的案件结果具有有多么大的不同,有关无良媒体偷换了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和案件侦破信息属于国家秘密这二者的概念,以恶意的有罪推定质疑政府的行为,极大的影响了政府在公众当中的形象。中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有很多的过失,媒体监督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对于政府的过失,如果把媒体无限监督变成有罪推定,把过失妖魔化成罪恶,那么也是违反了世界通行的基本原则。现在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新闻监督是很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的负面新闻的出发点却值得探究,把政府行政行为彻底不信任化和魔化,把个人的过失变成政府的过失,把政府的过失变成政府的罪恶,把腐败分子的私利动机妖魔化为制度的问题等等,这个扩大化和极端化的背后就是对于政府行为的有罪推定!

说媒体的底线是无罪推定和来源合法,其中也是有深刻的法理的。我们在司法审判当中,对于所有的证据都要求有合法的来源,非法证据是不能作为定罪证据的,既然非法证据在法庭上都不能认定,那么新闻媒体非法得到的信息来影响公众对于事物的判断,搞媒体审判干扰司法,已经就没有了正义的基础了,因为这些非法来源的信息由于非法已经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没有法律依据的东西怎么能够作为监督执法和行政?这根本上在与法治作对。媒体监督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媒体要处于一个中立的状态,如果媒体丧失了中立立场,堕落为某一方的帮手和代理人,这样的监督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在媒体监督的过程中,程序正义的背后体现了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的基本思想和准则,没有这个底线是对于法治的荼毒,没有了法治。丧失了公平和中立,也就不存在正常的监督,媒体就将成为某些势力的工具。

我们且不说西方搞的普世价值是否完全正确,但是对于普世价值当中的程序正义,合法手段和无罪推定这样的基本概念,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标准统一,不能对于外国和中国搞双重标准,也不能对己对人不同标准,在要求政府和司法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的时候,自己对于政府却抛弃了程序正义搞起了有罪推定。我们要知道对于采取双重标准、没有社会公认的行为底线的做法,在西方的司法体系里是可以当作恶意的和有罪的,因为基于社会常识和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双重标准和偷换概念等都是反常识和反逻辑的,西方司法所依据的心证原则就是以社会常识和逻辑关系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对于双重标准和偷换概念认定其有罪可以在心证体系下变得是证据确凿,对此的定罪不属于文字狱。

对于西方的具体做法,我们再看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于媒体的限制就知道了,美国遭受这样的袭击首先应当反思的是美国到底做了什么会招致他人不惜生命来恐怖袭击你的国家和人民,但是谁要是真的深刻反思的话,就要被扣上支持恐怖主义的帽子,因为美国不允许媒体有罪推定政府,政府作为法人的一类,也是要享有人权的。

只有遵从程序正义的底线,媒体的监督才有正义性,以非法来源和有罪推定来监督和报道负面新闻,这样的监督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妖魔化的恶意攻击。洛阳性奴案件本身是不涉及国家秘密的,但是如果对于案件的保密侦破信息的侵犯影响巨大达到犯罪的标准,却绝对是一个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的案件,世界通行的做法都是秘密逮捕、秘密审判,但是一些媒体对于这样与世界接轨的做法也是妖魔化的,似乎对于国家安全的秘密处理本身就是巨大的罪恶,这里一些媒体的做法即便放到在美国也是要被秘密处理的,如果有哪一个媒体在911恐怖袭击上有罪推定一下美国政府的行为并且把反恐案件的机密信息公布,他们就离进入秘密处理程序不远了,就如对待维基解密的创始人和IMF前总裁的情况类似。

因此中国在当前与世界接轨的情况下,媒体监督不可避免,媒体与世界接轨报道、负面新闻也会成为常态,但是我们急需建立媒体报道负面新闻的底线,不能对于负面事务脱离了程序正义的底线而把负面影响无限放大和无限上纲,因此建立媒体监督的底线和标准是当务之急,在区分合理监督还是文革式极端化的分野就是是否有媒体底线,这个底线之一就是应当与世界接轨的程序正义,媒体的新闻监督要坚持来源合法和无罪推定,而对于实体上的双重标准和偷换概念等的所谓的监督做法,一定要坚决打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制裁。

综上所述,媒体的监督是需要底线的,程序正义是不能丢弃的,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其限制就是要有程序正义,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制的自由。对于这个洛阳性奴案,是需要理性的分析的,国家秘密就在你我的身边。媒体监督权力和政府行为,我们需要支持,但是媒体妖魔化政府,对于政府的正常行政进行有罪推定,侵犯政府行政当中的秘密,没有媒体起码应当具备的底线,那么大家对于这样的媒体就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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