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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原罪被黑与罗织新经(下)  

2013-01-13 18:5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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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原罪被黑与罗织新经(上)

重庆的原罪被黑与罗织新经(中)

(下)

为什么中国的酷吏对于通过陷害民营企业家获利有这样大的动力,原因就是他们得利巨大,受到惩处的可能性很低,惩罚措施是很不到位的,首先是要惩处他们非常难,因为这样的诬陷行为和一般错案很难以区别,在他们罗织的罪名的案卷当中证据和逻辑是完美的,受害人、贪官、黑社会打手的供词或说法是一致的,同时也与逼供下民营企业家的口供一致,财物往来和犯罪事实存在之证据也是清晰的,原罪也是存在的,而案件判决以后嫌疑人被处决以后,即使你发现了刑讯逼供,但是只要被逼供人已经死亡了,死人不能开口翻供,即使是逼供存在也不能说明他的供词说的不是事实,想要翻案都是不可能的,就算把逼供的证据取消疑罪从无的给嫌疑人平反,但嫌疑人存在嫌疑的情况不能排除,只要有嫌疑存在,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于陷害人而言就存在不是陷害的可能,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也不能追求陷害人的司法责任!

而这样的陷害民营企业家,所得是异常巨大的,如果是一般经营上索贿,人家不赚钱就不干了。现在把民营企业家定为黑社会首犯的结果就是这些酷吏是不但要把人家赚的钱拿来,还要把人家以前的财产拿来,人家为了保命甚至要把他能够借到的几辈子的阎王债能够筹集的钱都送来!这样的数额远远大于一般的索贿所能够得到的,而民营企业家即使是这样把几辈子的财产都给了他们,也未必能够保下一条活命,因为酷吏不能让你活着来翻供,你把财产交出来经常唯一得到的就是少受一些罪,不会被逼供得生不如死,不用在监室内被虐待,而执行死刑的时候可以只挨一枪。中国的死刑不如其他国家,其他国家要是一枪打不死是不能再打第二枪只有放人的,然后追究执行死刑的人的失误,而中国是可以不断的射击直到把你打死为止的,你不合作的话那么到底是第几枪你断气就难说了。虽然民营企业有可能有原罪,但是这原罪的财富绝不是罗织酷吏所应当取得的财富!

对于陷害他人我们的司法惩处是怎么样的呢?中国历史上对于这样的陷害都是反坐的,也就是说你陷害他人什么罪你就该当什么罪,但是我们现在的司法却把这个陷害罪的处罚变成非常轻的事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的刑罚我们看到对于贪污受贿刑法是有严重后果的10万元以上就可以死刑了,而陷害他人即使是后果再严重,也就是不超过10年,这里被陷害的民营企业家损失的财产数以亿计早早就达到受贿罪死刑的标准,而且受害人还经常是受尽折磨甚至付出了生命和无限的精神痛苦,这样的恶行怎么能够以如此轻罪来处理?更何况是很多情况下还不能确定是陷害可以以普通错案来逃避惩罚。现在重庆问题引发公愤的就是大量本来属于陷害的案件被当作了普通错案!陷害罪得不到严惩,就是造就王立军等酷吏渔利的土壤,对于受害人被执行死刑和可能判处死刑等陷害行为,我们应当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理才比较合适,有关人在重庆滥杀了那么多人并且带有故意性质,难道不属于故意杀人吗?

在罗织新经的罗织之下,在原罪清算扩大化和妖魔化、被黑社会之下,给中国民营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担心被黑社会和企业原罪的民营企业家在重庆是普遍现象,这个担心已经扩展到了中国的全社会,中国民营企业家移民已经是普遍的趋势,还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家有移民的计划,即使是没有原罪的守法企业家,这样的移民动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被黑社会的威胁,在罗织企业家被黑社会的时候,对待外国人就要好很多。还有声音问为什么民营企业家在贪官和黑社会的敲诈下不会逃跑而在酷吏的罗织下却想要移民?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要他们的全部财产,也没有要他们的命,世界各地黑社会的存在都要给白社会的正常运营留下空间的,这就是现代版的苛政猛于虎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被这些酷吏罗织罪名被黑社会在中国也有很深的社会基础,民营企业的原罪是有历史原因的,社会仇富心态严重,又有红眼病下普遍的清算原罪的呼声,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似乎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有原罪和为富不仁,抓住他们的罪行很能够满足一般人的心理需求,这样的社会心理环境,使得酷吏们罗织民营企业家罪名把他们被黑社会的做法特别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和得到公众的相信,这样的公众支持也起到了对于酷吏助纣为虐的效果,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崛起,离开了民营企业家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不行的,脱离历史环境过度清算原罪也是不行的,酷吏肆意罗织罪名把民营企业家被黑社会,将极大地威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因此我们对于酷吏罗织新经的新做法,必须要坚决的进行斗争,对于酷吏的处罚是要加重的,要让他们罪刑相符。

对于罗织经的模式,我们现代的司法程序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保护网,原因就是在于疑罪从无,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各种罗织罪行却难以变成刑事案件,就如李庄案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李庄案能够成为错案已经不容易了,把搞李庄案的相关办案人员变成罪犯则是难上难的,你很难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就是陷害,我们规定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很多老百姓享受不到,但作为执法者当中的败类利用司法进行渔利,却能够全部不折扣的享受到,而且中国是实证体系西方是心证体系,在心证体系下陪审团内心确信的心证就可以成为足够的证据了,但实证体系下要有足够证据就太难了,更进一步的就是中国的民事责任是跟随刑事责任一同认定的,刑事上的无罪推定立即成为了民事上的无责推定,这与西方刑事和民事的事实分开认定是完全不同的,就如辛普森案件在刑事和民事层面对于杀人事实就是完全相反的认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被罗织有罪,你要证明你的清白在罗织新经成系统编织的逻辑严密的证据体系和链条面前,你不能证明打黑当中这些来俊臣式的酷吏诬陷你,你对这样的证据系统是难翻案的,因此我们看到李庄案的问题被阐释了这样多的问题,这样多的民营企业家集体喊冤被黑社会,却在实体操作上翻案的很少,尤其是在民事责任无责推定了以后,被侵害的民营企业家想要索要回自己被侵占的资产就太难了,一切都要自己举证,而能够想到的证据早已经被新来俊臣们销毁了,他们能够遗漏下来给被害人翻案的证据能够有多少?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在无罪推定无责推定下确凿证明一个事实的又能够有多少?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翻案的难度,这样的难度不对等,给了酷吏渔利非正常的犯罪信心,也是重庆酷吏横行的原因,因此中国法制建设要有条不紊不能拔苗助长,没有心证体系,尤其是现在还没有一部证据法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搞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被来俊臣们钻空子。因此我们要反对现代来俊臣王立军等人的做法,对于一些构陷罗织的做法,就应当如行政审判一样搞举证责任倒置,对于有些特殊的犯罪是不能搞无罪推定的,因为无罪推定对于受害人太不公平了,在这些人行驶权利的时候他们是有条件准备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的,有罪推定恰恰是对于他们滥用权力的限制。

王立军等人的罗织民营企业家的被黑社会的做法,已经在其警方建立了利益集团,这不仅仅是一个犯罪集团,也不仅仅成为了一种新的黑社会形式,他们在已有黑社会的模式基础上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出来,不但能够蛊惑社会民众,又能够在形式上掩盖非法,还能够最大限度的压榨民营企业家取得比一般黑社会多得多的暴利,最后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暴力借助了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同时还在法制上钻了中国司法发展大跃进的空子,这是顶级法制专家的智慧型犯罪,对于这样的犯罪应当更进一步的打击,要从认识层面更有高度的认识这样的罗织犯罪模式。对于这样的模式下证据被酷吏们毁掉以后,很多受害人的翻案证据是不足的,尤其是在原罪存在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受害人的权利和法律的威严,考虑到历史环境因素,有些事情应当特赦来解决的,赦免过去面向未来可能是唯一的出路。虽然不是所有的原罪都应当得到赦免,但把所有的原罪都不顾历史背景的清算,并且把清算扩大化变成被黑社会则肯定是危害更大的,对于这样的妖魔化企业原罪和罗织罪名,肯定危害了中国的崛起,是毁灭了民间的中国崛起的创造管理者阶层。

因此我们对于重庆发生的事情是要区分的,现在反对重庆模式却没有对于重庆打黑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这里就是有人要借机给被打倒的真实的黑社会和贪官平反,这里需要把我们社会进步需要的打黑和反腐败分离出来,要坚持和发扬下去,而在这里被新的犯罪集团酷吏团伙搞的罗织新经模式下把民营企业家被黑社会的做法,则要严厉的打击,这样的犯罪是有组织有模式的犯罪,这样的犯罪模式对于中国未来的危害是太大了,必须严厉打击。但我们打击罗织犯罪,又要不能被夹带私货,不能让应当打击的黑社会、贪官借此翻案,也不能让唯恐天下不乱的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分寸的把握和对于社会的法制教育是关键,而对待民企的原罪则要有历史的眼光,妖魔化和扩大化、被黑社会等做法肯定是不行的,借罗织罪名发横财的做法更是恶劣的犯罪,必须让全社会对于重庆酷吏的罗织模式有一个深刻认识,要从模式和体系上加以认识,而不是某个个案的具体情节和故事。

重庆的酷吏罗织做法在客观上也打击的黑社会和打击了异己的腐败,取得的老百姓拥护也不能因为出现的问题而抹杀,其正面意义也是要维护的,取得的正面成果是老百姓有切身感受的!对于重庆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被各种势力参杂了私货,让原来已经在重庆基本销声匿迹的各种黑恶势力死灰复燃、让贪官东山再起的话,老百姓对于社会治安的安全感再度下降,腐败再度泛滥,我党纠正重庆模式偏差和对于贪官酷吏的反腐就要再一次的失信于民,破坏十八大换届成功的大好局面,被人借此妖魔化党、政府和制度,就将是中国各个层面的巨大损失,重庆的问题很多,但不能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则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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